享誉全球的牛津大学，如今也不再固守自己那一贯标榜的所谓最高学府世界“独立性的贞节”了，在这所曾被视为“最为贞节”的学术领地，现在也被商场上的“铜臭味”熏得丧魂失魄。财政拨款的难度和社会各界对保守性教育体制的说三道四，不得不使大学掌门人重新掂量自己手中教鞭的指向，并设法摆脱牛津大学所陷入的财政窘境。

　　6年前，英国的牛津大学出台创建商学院的新思路，但立刻遭到大约5000名身着黑色长袍教授们的强烈反对。

　　美国哈佛大学是1908年创建商学院的。剑桥大学也于20世纪90年代开设了商学院。但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却站在学究的立场上坚守自己的观点，认为在一块搞学问的世袭领地掺和上商务等行业，实属不伦不类的所作所为和大逆不道。就这样，整座学府每天都被“是否设立商学院”的辩论搅得惶惶不可终日。

　　现在的牛津，正深深地陷入“大学的未来是否也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考中。政府部门对牛津大学里的教授老爷们过着“无忧无虑和饱食政府厚禄”的富足生活感到不满。对此，政府已不再拨发那些自由教授们的业余授课费。社会各界对大学教授们的“优越感主义”也予以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拥有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民营化”的呼声日趋高涨。

　　今天的英国，学生们仍然在靠国家提供的资金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这一理念早已在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英国的几乎大多数大学，实际上都属于国立大学。因此，牛津大学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大学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英国的大学给学生们授课的讲课费，每生每年限制在1600美元，但实际上政府拨款兑现的费用仅为1/4。与哈佛大学每位学生每年约2.3万美元的拨款相比，委实少得可怜。

　　英国首相布莱尔曾信誓旦旦地公开承诺，到2010年，要使30岁以下的50%的英国公民享受到大学教育的待遇。仅此一项，就需要150亿美元的的预算。布莱尔还暗示，要慎重地增加税收。瞬间，英国的各大学都陷入了一片恐慌。校方普遍担心的是，会不会由校方承担预算的一大半负担。对此，牛津大学已不仅中断了有才能教授的引进工作，而且决定不再给现在留任的教授长工资了。牛津大学教授的年收入为6.84万美元，仅为美国教授年收入的一半。不言而喻，人才的大量流失，将使迄今世界上这座最令人瞩目和向往的人类最高学府的霸主地位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

　　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之所以卷入了咄咄逼人的教育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其主要根源应归咎于频频曝光的英国大学入学考试丑闻的发生。布莱尔首相本人也是牛津出身。不知为什么，每年享受3.4亿美元补贴的政府机关，却在这场英国教育体制改革中成了众矢之的，而且首当其冲。

　　2年前，牛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竟使1名在英国北部公立大学就学的成绩优秀的学生斯宾斯落榜，公众舆论一片哗然。财政大臣布拉温对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体制公开提出指责，他谴责这是“排外主义”的行径。一瞬间，对牛津大学早就耿耿于怀和怨气十足的社会各大媒体群起而攻之，对大学里的“优越主义”大肆批判。在英国，经由公立学校培养和毕业的学生约占总数的93%。惟有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中的几乎一半都是私立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斯宾斯很快便被哈佛大学录取)。

　　前不久，一位名叫福特哈、年仅19岁的听力有障碍的应考生，虽然考试达到及格线但却没有被牛津录取入学。消息不胫而走，各大报纸均作了重点报道。社会各界掀起轩然大波。公众要求政府就此事件作出解释。而大学方面则固执己见，批评政府不应“介入”大学的内部事务，要求给予高等学府更多的独立和自主权等等，一时间，学校同政府与社会处于剑拔弩张的境地。

　　“给予学府更多更大的独立自主权，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唯一对策，”古典文学教授吉金斯认为。(不久在牛津大学工作了21年的吉金斯教授便辞去了职务，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教)。

　　目前英国政府仍在努力，设法在学问与商务之间探寻一条可行的折中之路。

　　给大学更多更大的“独立权限”，是否现实和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下仍扑朔迷离。

　　目前，由政府直接拨款的牛津大学的正常运作基金仅为36亿美元，其它社会捐款之类的补助金的预算都是难以到位的。而哈佛大学每年的正常运作政府拨款为183亿美元。牛津大学去年的社会捐助，包括民间企业在内，共收入1970万美元。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仅毕业生每年的捐款就达7000万美元。相比之下，牛津可谓杯水车薪了。

　　牛津大学现在正处于学问与商务之间摇摆不定的夹缝中，能为各界接受和认可的折中方案仍处难产状态。自1998年以来，牛津大学设立了以尽快将研究成果商业化为目的的“ISIS发明创造公司”，并向该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该公司始终保持着健康发展的态势，先后向市场推出了28项新技术含量高的商业化产品。公司股市开盘一路遥遥领先。正如董事长库克所言，“大学走对了一着好棋”。这是牛津迈向商务化、市场化的第一步。现在看来开局不错。

　　不管怎样，放下昔日“最高学府”神圣不可侵犯的盛气凌人的高雅大架子，从点滴做起，扎扎实实地开拓教育体制改革的新领地，充分挖掘高等学府的巨大潜力，如今已在牛津大学蔚然成风。然而，维护学术界的自由，是否必须走“以金钱为后盾”之路，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旷日持久的大辨论仍在牛津和英国继续着。

　　看来，世界观的转变决非一朝一夕和轻而易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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