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非伦敦居民可能需要一些背景信息：人们在搭乘英国首都公共交通时，彼此间不作任何交流。没有谈天说地，也没有眼神接触，什么都没有。正如某人曾经说过的(很可能是在《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如果上帝希望人们在地铁中说话，他就不会创造《标准晚报》。(编者注：《标准晚报》是伦敦地区最受欢迎的一份大众晚报之一。)

　　最终惰性获胜，我步行至附近的地铁站。在车上，当一名神情紧张的亚裔血统男子坐到我旁边时，我的焦虑变成了一种更为紧张的情绪。他表现出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常见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很多特征：肤色较黑、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多汗、提着一个大袋子。于是下一站我就下了车，沿着车外径直走到车的另一端，然后步入一节车厢。

　　在新的车厢中还惊魂未定时，我发现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神情和我同样紧张的伦敦金融城职员。我想到对他报以微笑，但作为伦敦人，我没这样做。但当他在下一站下车、沿着车外一路走，进入另一节车厢时，这种离谱的现实使我突然悟到：事实上我自己也已表现出许多特征，和媒体报道中提及的常见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相似，这回他被我吓着了。

　　接着，一股愤怒油然而生，先是对他，然后是对自己，后来又想：在这样一个“恐惧换车症的时代中”，我这样的亚裔人该怎样做，才能不再使同车厢人看到我不害怕。显然，不提一个大公文包会有帮助。然而，即使我们将工作证别在夹克衫上，或拿着一本《傲慢与偏见》，或在苹果iPod上大声播放喷火战斗机乐队(Foo Fighters)的新专辑，就能使伦敦地铁乘客相信：我们是完全融于西方腐朽世界中的一分子吗？

　　最近几周里，我把以上几招试了个遍，有时几招连用，但怀疑的目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同样感到类似疑惧心理的亚裔职业人士提出的一些议论，也没有更好地解决问题：某人曾在一家网站上承认，他现在外出，都用透明的聚乙烯材料箱包装行李；还有一位虽然是滴酒不沾，但外出时，总揣着一瓶葡萄酒；还有一位更绝：佩戴一个夸张的标签，上书：“别大惊小怪，我是锡克教徒。”

　　然而，上周我在一份当地报纸的文章里看到，一位名叫多米尼克奈尔德(Dominic Nelder)的34岁教师，发起了一场旨在改善地铁气氛的活动。读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未尝试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聊天。这个月以来，多米尼克每天都在地铁车厢中向乘客致意，以鼓励乘客们互相打招呼。上个周四我在地铁线银禧线(Jubilee line)上遇见了他。他身着一件喜剧里常见的细条纹服，头顶一个写有“热情问候，挥手道别”的圆顶硬礼帽，很难逃出人们的视线。“现在已经有7190个人跟我打招呼了！”他握着我的手大声宣布，“我的目标是到8月31日达到3.1万人！”

　　听起来不少了，我说道。那么他在地铁上待了多长时间？“我早上7点来，晚上8点收工。”一周5天？“不，7天。”我的天！有人给他工钱吗？“没有。我自己掏钱买票。我希望在炸弹袭击后，带给人们一些帮助。如果人们能够彼此问好，气氛就会大不同。”

　　我说我赞成他的做法，但同时，和陌生人闲聊的想法却使我感到恐惧。我们都明白，在地铁上试图与陌生人交谈的，不是醉鬼、外国人，就是疯子。甚至连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有过类似尴尬的经历：在1999年，他曾试图与一位地铁乘客交谈，却遭到冷遇，尴尬之下只得埋头翻报纸，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七年的地铁乘客生涯中，我从未目睹过这样的情景，正当我屏住呼吸静观他如何反应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那位陌生的乘客竟然报以微笑。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瞬间。

　　确实，多米尼克使交谈显得如此简单，并且那位西装革履的乘客反应如此温和，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亲自尝试一下 。我侧身贴近旁边那位女士(我敢说她当时一定认为我不怀好意)，颤声说道：“祝你早上好！”

　　遗憾的是，比起多米尼克第7191位被问候者的回答，她的反应可没不那么大方。事实上，她回视的目光就好像是：我在要求她帮我摁住一头小海豹，我好把它乱棍打死。然后，那位女士一言不发，在下一站下了车。我看不到她是否改乘了另一端的车厢，但我突然感到，骑车上班才是一个美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