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出国留学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清华大学问题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留学史从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中,由于公派留学是国家从宏观战略出发有针对性、有步骤地向外派遣留学人员，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的记忆

    　“做梦都没想过能出国留学”

    　改革开放初期，各个方面的人才奇缺。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较弱，派遣的留学生数量非常有限。“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出国留学”——这是笔者在采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向隆万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现在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日子并不清闲。如果学校有国外数学学者来校访问，向隆万还是会用英语作讲学报告，学校像他这样在数学专业上过硬，语言又完全没有障碍的学者还是不多。在他看来，这完全依赖于当年公派留学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和语言基础。

    　1980年，向隆万还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青年教师。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参加国家公派留学选拔考试，他的第一反应是别人在和他开玩笑。“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出国留学。”向隆万这样说道。他当时每个月工资才50元，而留学来回的机票钱就要4000元，自费留学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通过层层选拔顺利到达美国之后，他特别珍惜也特别感激国家给他的这次留学机会。1982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致力于推动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

    　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在国家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出国留学，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身上总是不自觉地透出一股要报效祖国的热情。

    　身为龙源国际集团总裁的汤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谈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学的经历，他激动地说：“当时我得知自己被公派留学的消息后，简直跟范进中举差不多。据说当时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我就暗下决心，学成归来一定要努力报效祖国！”1986年留学英国，现在是广西科学院院长的黄日波更是坦率地说：“公派留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现实的交响

    　选派人员层次越来越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行政渠道下公派留学工作的一些弊端开始显露，具体体现在选派人员质量没有保证、广泛性不够等问题日益凸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公派留学工作从此逐步走上正规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公派留学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后，已日趋成熟并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派留学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介绍，自1978年到2006年底，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06.7万人，其中1978年出国留学总数860人，2006年13.4万人，29年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155倍。其中，2007年公派留学人员就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高达12402人，公派留学人数首次过万。

    　同时，国家公派留学重点资助对象开始从进修生向学生倾斜，公派留学人员日益趋于年轻化。2007年，政府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根据该计划，从2007年至2011年，国家每年将从49所重点高校中选派5000名研究生，有计划、成规模地送往国外一流大学学习。

    　张秀琴在回顾公派留学30年时说道，公派留学选派人员的层次越来越高，拥有博士学位的超过一半，很多人都承担着国家级课题或省级课题的任务。正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公派留学生郝璞也认为，国家目前对公派出国人员的选拔机制已经相当成熟，“公派留学目前主要面对高校、科研院所，申请者经过层层选拔过关后才能获取资格，各大高校也都有相当长时间的选拔经验，选派人员质量不是问题。”他指出，目前公派出国的群体层次越来越高，以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主，“选派出去的学生成绩优异，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和计划，并有强烈的学成归国服务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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